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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仇和面对面
南方周末 2004-02-05 10:17:29 |
□本报记者 张立 记者：这些年您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，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，您认为，作为一个改革者，作为一个官员，您面对的是些什么障碍？ 仇和：首先面对的是人的障碍。不是所有的领导都是改革者，但改革者应当是领导者。因为首先要拥有权力，才能进行改革。我体会现在改革的阻力，不是体制，也不是机制，而是来自领导者（广义的领导者）的障碍，这个障碍包括能力、思维、处事方式、方向感等各方面。 改革其实是革命，革既得利益的命，是利益再调整、权力再分配。而往往权力拥有者，首先就是既得利益者，所以总是会舍不得，会不自觉地去维护，就成为了阻力。所以在我国，任何层次的领导都不用怨天尤人，环境还是很好的，只要你想改能改敢改，空间很大，我觉得现在要商讨的是，稳是稳不住的，守业即败业，不要怕改革起争议，也不要怕犯错误，其实不改革才是犯罪。 记者：您在主政沭阳时，有不少措施都显得比较激进，但据我观察，到宿迁市后，您的施政措施明显温和了不少，当时您39岁，现在46岁，是与年龄有关，还是与这几年的风风雨雨的经历有关？ 仇和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因为环境不同，决定了做法不同。欠发达地区一般都有四个怪圈，即政治上越乱越穷，越穷越乱，表现为乱折腾；社会上越生越穷，越穷越生，表现为乱生育；经济上越收越穷，越穷越收，表现为乱收费；思想上越保守越穷，越穷越保守，表现为头脑僵化。治乱世用重典，治重症下猛药，所以在沭阳时，是强力纠偏，矫枉要过正。这样做其实很累，但不这样就扭不过来，如果把我放在苏州、无锡这样的发达地区，我肯定不会这样干。 另外，我从县里来到市里后，工作方法肯定要发生变化，因为角色不同了。从管理上来说，1∶8的管理半径比较好，被管理者超过8，就容易向后看齐，因为在后面的人多；而小于8，就容易向前看齐。我在沭阳时，下面管辖38个乡镇，是1∶38，人口180多万人，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小国家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只能采取贴身紧逼的管理方式，所以我有意在各乡镇之间形成不平衡，每季度开现场会，搞评比，制造竞争局面。到了市里后，管辖的是4县1区，1∶5，这时就要以宏观管理为主了，干预过多反而会挫伤下属的积极性。 记者：您曾经逼1／3干部招商引资，1／3干部离岗创业，在您的推动下，培养了上千个“官商”。为什么这样做？ 仇和：首先是官员多了，汉朝时官民比例是1∶7000，唐朝时是1∶3000：，清朝是1∶91，建国时1∶600，现在则是1∶30，所以温家宝总理说，食之者众，生之者寡，要大力精简。宿迁1／3干部招商引资、1／3离岗创业，留下来的官员，仍然足以维持运转。 另外一个方面，在落后地区，官本位思想很严重，人才也都集中在政府，怎么样把他们转移到工商领域去？这些其实都是社会精英，不能把他们推到政府的对立面去，所以用这种方式，将他们从政治岗位，转移到经济岗位，肯定会有一段时间官商一体，对市场环境造成伤害，但这是“两害相权取其轻”。 记者：您当时推行的“小城镇建设”引起争议很大，是出于什么思路？ 仇和：中国怎样解决农村问题？只有减少农民才能致富农民、缩小农村才能发展农村。欠发达地区的典型特点，就是长期以来由于工商业发展滞后，使得土地无法流转走向农业专业化生产，劳“困兽效应”。县域经济发展，县城的拉动力有限，“小马难拉大车”，所以必须改为“群马拉车”，关键就要加快城乡结构调整，抓手是加快小城镇建设，核心是农民从业性质由一产向二、三产转化以及农民收入、消费方式由以实物为主向以货币为主转化。房子建在城镇就是生产资料，而建在乡下，就只是生活资料，因此把交通搞好只是流通，辅以小城镇和市场，才能截下物流。 另外当时推行小城镇建设，也是基建成本低，这个需要抓住机会。我们国家往往是总结典型、然后推广，这种方式实际上很危险，一种经验在当地有效，是因为它结合当地的实际好，就像沭阳1997年－1999搞小城镇建设很成功，但后来全国一哄而上，却很多失败了。 记者：您在美国进修过，对西方的一些价值理念了解甚多，但像“沉重的忏悔”这一措施，明显又是侵犯人权，对这一点您是怎么想的？ 仇和：西方在我国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时，在我国这种人均GDP时，哪里有人权呢？我觉得中国现在要加快发展，用30年走完西方300年的路，政治优势是很重要的，权力相对集中，可以采取压缩饼干式的发展，不要截然把人治和法治当成是非的两极，承认宿迁的现状的话，能不能用人治来推动法治，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进民主呢？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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